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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3月8日，美国芝加哥市女工为了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权利，举行了大罢工和示威游行。
1908年3月8日，1500名妇女在纽约市游行，她们提出的口号是“要面包和玫瑰”，面包象征经济保障，玫瑰象征较好的生活质量。玫瑰，也象征着爱情，象征着性和性感。面包和玫瑰的口号，如果换用另一组含义相近的词语，那就是“办公室和卧室”。
整整100年过去了，回到今天，我们来看看一户四世同堂的上海人家，从旧上海的金枝玉叶到参与反美请愿的上海新女性，从难耐乡村寂寞的上海女知青，到现代都市女白领，试图从四位女主角的身上，勾勒出一部石库门里面的“玫瑰史”。
1930年代，曾祖母爱上了舞厅拆白党和其他上海老弄堂一样，威海路590弄里飘扬着衬衣裤衩胸罩袜子，这一下子使人进入了市井百态的真实中。91岁高龄的杨阿婆住在这个弄堂南面拐角三楼的一间屋子里。
手脚不好使唤了，杨阿婆的行动需要有人搀扶。如果不是那张旧式大花床上美艳的雕花透出主人曾经的富足，很难有人将这位垂暮的老人与当年资本家的千金联系起来。
杨阿婆出生在一个小丝厂老板家里，念私塾也进过洋学校，20岁那年嫁给了长乐路上一个小洋房里的资本家少爷。1950年代丈夫去世后，杨阿婆一直跟着女儿杨婉莹住。
32号楼是杨阿婆在1963年随女儿夫妇搬过来的。除了一层住着一对老夫妇，二、三层住着杨阿婆祖孙四代。二层的亭子间住着杨阿婆曾孙李强小两口，10多平米包括了他们的吃喝拉撒，另外一个单间是杨阿婆的女儿杨婉莹夫妇俩。这三楼上24平米的房间算是这个单元里最大的一间房了。
1970年代的抽屉柜、衣橱、四只储货的大箱子、堆了几件棉袄的藤椅，能说明老太太生活的简单，只有柜子上的上海牌香烟、一张月份牌般的老照片，可以依稀勾勒出杨阿婆年轻时的摩登以及留下的生活习惯，一座老式坐钟滴答滴答似乎诉说着阿婆怎样从旧上海的金枝玉叶跌落到石库门贫民的辛酸，一个藏在床角下的斑红木质马桶，大概算是见证上海滩历史变迁的古董。
听杨阿婆的曾孙女多多讲，老太太很少讲自己的经历。多多本人也只是从长辈那儿零星地听到过关于曾祖母的爱情故事。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些新派地杨阿婆曾一度迷上了跳舞，后来在百乐门认识了一位很有情调的男人，虽然已身为人妇，但杨阿婆还是疯狂地爱上了这个男人，后来在一次偷欢时被人敲诈，才知道自己落入了拆白党的圈套，从此杨阿婆不再跳舞，相夫教子陪伴着丈夫至死。
杨阿婆不直接与我们交谈性的话题，但在那些不太伶俐的口齿中，我们也感到了阿婆当年新潮后的传统：“侬是小姑娘，以后结婚就知道了，女人都一样。”
反美请愿后，外婆把“第一次”交给了国文老师。杨阿婆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早年两个儿子就出国了，现都已定居美国。女儿杨婉莹以前在中学教书，现已退休在家。
70岁的杨婉莹说到初恋爱情虽然平静，但也难掩内心的苦痛：“我的‘第一次’距今已经五十多年了，但我觉得还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我的记忆为什么如此清晰呢？因为作为旧社会旧制度的女性，大都是在结婚后才把自己的贞节交给自己丈夫，我却是个例外；二是那一年的年底，在北平发生了一件众所周知的大事，一个美国兵强奸了一名中国女学生，由此而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反美运动，1947年的元旦，我也随人家一起到市政府请愿，那在人们普遍的印象里，维多利亚时代是性禁锢的时代。19世纪的妇女被定义为忠诚顺从、拒绝性欲。很多作家都把她们描绘成天真，一心按照社会习俗和道德标准生活的女性。金塞博士的研究揭示了妇女具有性享乐的权利，他使妇女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阴影中走了出来。经过将近一百年的长征，西方女性终于赢得了在办公室和卧室的社会地位。
波伏娃：开放、自由的性爱观，追求情感独立与性独立
萨特后来回忆初见波伏娃时的印象：我认为她很美，我一直认为她美貌迷人，她身上最不可思议之处就是，既有男人的智力，又有女人的敏感。的确，当年21岁的西蒙尼·波伏娃已经敏感地觉察到爱与嫉妒、自由与相守之间永恒的矛盾。她深爱着萨特，但是“我无法想像没有自由，每一天都是前一天重复的生活，为此我宁可献身于不安。”一直到生命终老，她也没有选择婚姻，始终和萨特住在相邻的两条街上，偶尔聚在一起享受性爱的欢娱，独处时就陷入自我营造的寂寞中。她听任萨特频繁地更换女友，自己身边也始终围绕着几个肝肠欲断的痴心恋人。
1949年，波伏娃发表了名著《第二性》，她彻底否定了人类社会女性的从属地位，追求女性的情感独立和性独立，正如她在生活中允许两个鲜活的个体各自呈现出开放、自由的性爱观。此书堪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圣经”，而她本人也因此被誉为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精神领袖。
邓肯：用一生争取女性不婚而育的权利、追求爱情和自由
波伏娃在她的书中多次提到了另一位女性的名字：伊莎多拉·邓肯。这位现代舞的创始人，拥有20世纪最完美的双腿，却同时拥有倍受苦难的人生。“我一生中只有两件大事——爱情与艺术。这两者无法调和，总是不停地斗争。”她一方面通过肢体和节奏努力展现一名舞者真实的自我，一方面又犹如一名天生的斗士，同生活搏斗，同世俗传统斗争。
与俄罗斯诗人叶赛宁离婚后，邓肯将自己浪漫、传奇、奔放、悲凄的一生统统写进了自传尽情地阐释人生的两大命题——爱情与自由；1927年9月14日，她的长围巾被车轮缠住，几秒钟后，这名黑暗中的舞者被越勒越紧，直至停止了呼吸……
撒切尔：维护稳固、简单、平实的婚姻生活
《第二性》发表后的第二年，在英吉利海峡的对岸，一位名叫玛格丽特·罗伯茨的年轻女议员跨入了婚姻殿堂，他的丈夫名叫丹尼·撒切尔。从那一天起，人们开始称呼她为撒切尔夫人。
晚年的撒切尔夫人在回忆自己的婚姻生活时说：“听到人们把50年代描述成压制、无聊、循规蹈矩的时期或令人忧虑的时代，我总是感到十分诧异。而在50年代，在那样舒适的环境里作一个已婚年轻女人简直是天堂。是的，我的婚姻生活是幸福的。”在整个妇女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六、七十年代，这位日后叱咤国际政坛以铁碗著称的女强人却始终沉浸在稳固的婚姻中。
海蒂：重新理性看待性与爱之间的关系
女权主义运动在经历了六、七十年代的大风大浪之后，不知不觉地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妇女解放运动的许多领袖把婚姻叫做“奴役”、“合法的强奸”和“无偿的劳动”。在曼哈顿，五万名妇女一丝不挂地昂首走过第五大道，纽约大学三分之一的学生参加过同完全陌生人做一回露水夫妻。这个时候，雪儿·海蒂于1976年发表了针对女性性行为和性态度所做的调查研究结果——《海蒂性学报告》。这份报告最大的优势和特点是这些著述的绝大部分出自普通的男男女女，以第一人称形式所写或所述。
《海蒂性学报告》提出了性行为的全新定义，辩证地分析了爱情与性的关系。有人说19世纪人们追求的是无性的爱，20世纪人们追求的是无爱的性，这显然是片面的理解。性与爱应该是互不分离的，就像云和天空不能分离一样，当然它们也不是相同的一回事，失去一方另一方也无法存在，都是婚姻体系的不同组成成分。
女人不是天生的在上海，一些马桶还在使用，尽管有的马桶已经进了博物馆。
（来源：《外滩画报》）
责任编辑：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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